003｜短訪《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新版）》作者劉紹華
提問by編輯 意寧（皮克敏16級）
#歷史的既視感
Q：你在〈新版序〉中提到，新冠疫情帶來一種強烈的「歷史既視感」。回看這段「最古老的傳染病」防疫史，有沒有一些反覆出現的模式，至今仍在當代防疫中上演？
在後疫情時代修訂這部作品，有沒有心生特別的感觸？
A：2020年1月底，武漢因新冠疫情封城後，我寫過一篇臉書貼文，後來被命名為〈說給疫情倖存者聽〉。當時，我以為武漢的社會反應與防疫作為都太過熟悉了，從近年的SARS、愛滋，回溯到1949年後的麻風防疫，都可以見到歷史在日常生活中重演：矢口否認、疫情爆發、強迫隔離、汙名恐慌比傳染病蔓延得還要迅速、醫務人員被推到第一線卻無政策做後盾。我最初的感觸是應對中國的情況，但當疫情擴散後，我覺得臺灣也出現雷同的傾向，雖然程度與尺度有別。
很多臺灣人可能會對把臺灣與中國的疫情相比感到不以為然。但是，學術向來重視從比較研究中提具核心關鍵，對我來說，情感是一回事，該面對當下與對未來的責任又是另一回事。所以，自認情感深度不輸於眾人、理性又向來不缺席的我，當時便努力投入Podcast與撰寫的工作，希望建立在我長年的疫病研究經驗之上，透過比較中國與臺灣的情況，提出觀察與認識疫情的面向，春山於2020年將之出版為《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
後疫情時代，我常在國際會議上看見日、韓與其他國際學者依然積極深入瞭解、檢討反思自己國家的那場大疫。相較之下，中國和臺灣對於疫情作為的反思則明顯為少，僅以臺灣的出版來說，歌功頌德型的論述甚至可能洛陽紙貴，但其他的面向則乏人問津。這些差異到底凸顯了什麼呢？我想，最關鍵的問題，用大白話講就是民族主義的「面子」問題：中國有麻風醫生這本書中所說的「後帝國」、反帝反美的「主體性」焦慮，臺灣則有抗中及渴望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主權」焦慮。關於疫病治理與社會，若放入比較研究的框架來檢視，我們常以為的兩岸心態距離，有時似乎沒我們想像的那麼遠，重點不在於社會發展或表現形式差異，而是那個總是被高高掛起的民族意識大纛，它經常遮蔽視界，讓我們看不見歷史鋪向的前路。這些意涵在這本麻風醫生的書裡都論及了，關於新冠疫情我也撰寫了幾篇文章，在此就不多說細節。但願已善盡學術責任，為來日願意反思的人留下一些歷史紀錄。
#多點的田野方法
Q：你在書中提到從2003年開始，陸續走訪四川、廣東、浙江、陝西等地的麻風村，但多半只能短暫停留，難以進行理想中的長期定點民族誌觀察，因此改採多點、短期、長年持續的訪問方式作為替代。書中似乎沒有細說原因，可否在電子報中與春山讀者分享？
有沒有哪些書中沒有提及或細談、但讓你特別印象深刻的造訪經驗？
A：我最近和學者一起編輯一本中國研究的書籍（書名暫訂為《世界「化」中國：研究方法、尺度與媒介》），討論當田野研究變得困難、甚至不可行時，如何能從方法與議題的角度尋求突破，以持續經驗性的中國研究。書中我的論文〈民族誌的方法轉向：中國當代田野的挑戰與可能性〉就是在回應你這個提問。在此我便以擷取論文內容來回應：
《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的研究並不符合典型的民族誌田野地定義。此書的研究，自始即面臨類似後疫情時代的田野挑戰，亦即因研究主題的敏感性及地方政府規範而無法在特定且相對小型的地點（例如一個麻風聚落）進行長期深入的研究。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對這個研究採取的民族誌研究方法，自一開始便是以拉長時間與擴大空間的方式緩慢進行，所以這本民族誌研究的時間面向，不僅在主題上具有明顯的歷史傾向，在研究的時程上也相當漫長，這是我與艱困的田野處境協調出來的研究方式。而在空間方面，因為研究問題意識較為巨觀，以及我自始便對此研究給予的長期承諾，於是此書發展出的研究方法便是擴大到「以中國為田野」。
一般而言，「田野」與人的印象是一個相對有限的範圍，中國如此之大，如何得以成為一個「田野」？但若我們將全球化時代中關於多重田野的思考放入中國脈絡時，在「世界化」中國的意涵上，「中國」便可能成為一個「田野」。「以中國為田野」涵蓋至少兩層方法意義，其中一個層面便是中國之於全球的互動對應，即凸顯巨觀問題意識的重要性。無論是否聚焦於「地方」，毋忘一般概念上那個龐大的「中國」，避免因深入細微而出現一種分析狀況，即學界中偶爾聽聞的玩笑話：「沒有中國的中國研究」。
至於有沒有難忘的田野造訪經驗？我的直覺回應是：似乎沒有什麼經驗不難忘。喜怒哀樂都有，在田野中因見識他人之苦而哭泣的經驗也有。這裡我就講一個歡喜的小故事吧。我曾拜訪一間麻風病院，見到一位盲眼大叔，當他得知我來自臺灣時，直喊「稀客」，便興高采烈地說要表演「盲人穿針」以示熱烈歡迎我。因為麻風病反應的後遺症，這位大叔不僅眼盲，手指也扭曲幾乎全損，我們正困惑他要如何餘興眾人時，卻見他用舌頭快速地穿針引線，速度之快絕對完勝我這個所謂的明眼人穿針活。眾人熱烈鼓掌，該院院長也在一旁驚呼竟不知院中有奇人。在眾人的驚嘆聲中，那位大叔連續表演三回，回回迅速成功，證明實力非靠運氣。我在田野中有過無數次的難忘相遇，他們讓我知道：受苦之人，不只會傷心、落淚，也會歡笑、善良、助人、擁抱生命，我有幸得以見證他們的韌性，也讓我的生命經驗更為豐富。
#為被遺忘者搭橋
Q：你提到，這段歷史在當代其實經歷了一種「集體遺忘」，許多老醫生的名字逐漸消失在官方的「成功敘事」中。這本書像是一座「橋梁」，重新連結了那些隱沒在底層的聲音。很好奇老醫生們對你建立的這座橋梁有何回響？
A：先提一位家屬的反應。新冠疫情期間，梁文道先生曾經在Podcast中訪問我（該訪談〈人類學家要如何關照這個世界〉，收入《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有朋友傳來一則該節目的網上留言：
音頻說到的這本書《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採訪的正是我爺爺，上海市皮膚病老院長：陳家琨。謝謝劉老師對這個病人群體和醫生的關注，也謝謝道長的訪問。分享給爺爺了（雖然他現在耳朵已聽不太見啦）。
看見陳家琨醫師的孫子向眾人公告他是我爺爺，麻風醫生的後代如此為家中前輩感到自豪，真令我百感交集。雖然上海陳家琨醫師的處境，可能比起許多其他地區的麻風醫師獲得的社會認可稍多，但與其他的醫療專業比起來，依然是較為艱困的。當年我數度拜訪溫和可親的陳家琨醫師，他就像把我當兒孫輩一樣對待，我訪問完他和賈文生醫師後覺得不該繼續打擾他們的工作，要離開時，他們卻不讓我立即走，而是堅持叫了一個飯盒，兩位老醫師還要看著我吃完飯後再離開，他們說我工作辛苦了，「飯還是要吃」。在我長期的研究過程中，實際上是他們經歷了長年的艱辛、也明明是我拜託他們接受我持續的詢問請益，這些資深麻風醫師卻經常對我說：「你做這個研究辛苦了。」那真是長年在艱苦中勞心勞力的人所生出的對他人的體貼與照護。
我在書中的後記也寫過與葉幹運和江澄兩位醫師的書信往來。許多醫師，尤其是知識分子型的醫師，他們那種自由主義精神的智性、理性與感性，是研究過程中帶給我最大支持的來源。就像我在後記寫的，我原本並沒有寫歷史的志願，但竟然願意投入歷史的追索與書寫，我必須歸功於這些麻風醫生，當然，我也得感謝無數的患者與救助者，尤其是一些老神父。因為這些人與事，我才能夠彎身嘗試當起橋梁。
#你的下一步
Q：你在臉書上說三月剛發表了一篇英文論文，中文可翻譯為：〈中高齡生活的本體轉向：重構臺灣的成功老化〉，這會是你接下來的研究主題嗎？雖然題目本身很學（ㄋㄢˊ）術（ㄉㄨㄥˇ），但許多中年或家中有長者的讀者，看到「成功老化」一詞，應該都會眼睛一亮（我承認我就是），所以特別提出來～
A：你編輯我的書《人類學活在我的眼睛與血管裡》，還記得跋二〈寫給年輕與年老時的自己〉的最後一段嗎？
中年之路，我仍會繼續移動與創作，期待觀點與形式的探索，挪用夏宇的詩意：「把你的影子加點鹽/醃起來/風乾/老的時候/下酒」，也為老年的自己備好下酒的配菜。
你提到的〈中高齡生活的本體轉向：重構臺灣的成功老化〉那篇論文，就是我在生命轉型的探索過程中，也看見其他中高齡者的生命探索，而寫的一篇文化研究論文。
簡單說，成功老化一般的定義與關注多強調身體的功能性與活力展現，君不見，每回有長輩活力四射、甚至展現不老的精神及體力，都能獲得喝采，甚至被引為成功老化的模範。那樣當然很好，但我這篇文章要強調的是，「成功」的定義不該只有生理與社會性的面向，本體（ontology）的面向，尤其關注自己與不同感知的自我、他人、世界、萬物、乃至不易言說的靈性的連結，其實是很多人進入中高齡階段後，很有興趣、渴望尋求的方向，那很不同於年輕時期的追求，物質、體力、社會等面向的成功，不一定在此生命階段中還具有那麼重要的位置，取而代之或至少並行的需求，我便以本體轉向稱之。在文章中，我主要是看見臺灣有很多中高齡者主動朝此方向探索，雖然他們不會以本體轉向等哲學觀點來表述，但對生命本身及生命連結的回顧與前望，他們確實都展現出內在的思索。
只是，我看見能投入這樣中高齡生活轉型的多為中產階級，但若臺灣的新興現象可以帶給我們對於成功老化的重新啟發，也許可以思考將本體轉向的需求與實作納入中高齡政策之中，讓這樣的追尋普及化，提升中高齡者的本體福祉。畢竟，臺灣已於2025年底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而當前的中高齡者是史無前例最為長壽的一代或兩代人，他們對於老化的探索，尤其在AI時代，或許也可以為後代開啟一條不一樣的前景與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