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我們不是機器：臺灣與韓國，我們因為全泰壹而聯繫在一起
2026/04/19《我們不是機器》新書發表會完整記錄
整理by編輯 舒晴
2026年4月19日，春山出版舉辦《我們不是機器》新書發表會暨放映活動。
早上於臺大社科院102教室放映以全泰壹及趙英來為背景的電影《美麗青年全泰壹》，下午則是臺韓間的交流對話。全泰壹紀念館館長全順玉（全泰壹胞妹）、韓國保健醫療產業工會政策研究院院長姜燕培、木雞身體實驗室（Namoodak Movement Lab）張笑翼導演，特地從韓國遠道而來與談。臺灣則是由臺灣聲援Hydis連線/臺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陳秀蓮、臺灣醫療工會聯合會祕書長高若想、臺大社會系劉華真老師、作家房慧真一起進行對話。
全順玉館長開場提到：「今天為了這場活動而出席的每一位，雖然我不知道你們的名字，但就像全泰壹所說的，你是『我的你』，我們在這裡相遇了。我相信全泰壹現在也和大家在一起。正因為有這種精神，這本書才能在臺灣出版，我看見大家進來時手裡都拿著一本書，這正是與全泰壹相遇的瞬間。如果這本書能傳達給臺灣讀者，全泰壹的故事就不再只是韓國的歷史，而會成為我們共同的故事。」
也是勞動社會學學者的全順玉，從「全泰壹與韓國勞工運動」切入，談到四個面相：臺灣與韓國的冷戰歷史及經濟成長軌跡、一九七○年代韓國勞動實況、全泰壹在和平市場的提問（「為什麼勞工不能像人一樣生活？」「為什麼勞工要成為老闆的奴隸？」），以及全泰壹犧牲之後民主工會如何誕生。
她也從全泰壹親人的角度，分享了幾個細節。她說，當全泰壹得知有一部保護勞工權益的《勞動基準法》時，非常想要買來讀，但實在是太過窮困，母親只好剪下長髮換錢幫他買了這本書。還有，在全泰壹犧牲的前一天，作為妹妹的順玉問即將要出門的哥哥：「什麼時候有錢能交學費？」泰壹拍拍順玉，說：「再等幾天，哥哥一定會幫妳出學費。」沒想到他那天出門後就再也沒回來。這成為全順玉心中永恆的懊悔與虧欠。後來，全順玉及母親李小仙，都投入了勞工運動。
韓國保健醫療產業工會政策研究院院長姜燕培，接著提供歷史性的視角，從1948年濟州四三事件、1950-1953年的韓戰、1960-1987年的軍事獨裁（其中包含1970年全泰壹烈士事件、1980年光州起義，以及1987年勞工大鬥爭），而「全國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民主勞總，KCTU）則於1995年終於成立。
全泰壹烈士當年試圖獨自研讀《勞動基準法》，但當時法律文本充滿難懂的漢字，非常難以理解。因此他在日記中寫道：「如果我能有一個大學生朋友就好了。」這句話給當時的大學生帶來極大衝擊，許多人輟學進入工廠成為「潛入勞工」，投身工運。學者估計當時這類學生超過3000人。
1987年爆發了巨大的勞工大鬥爭，三個月內發生超過3000起罷工。當時的標語寫著「立刻調薪25%」，從現在看來這個調薪幅度很不可思議，但這反映了當時勞工的待遇極差。
現在民主勞總每年一月都會到全泰壹墓前舉行「開工式」，宣誓繼承其精神；每年十一月也會舉行「繼承全泰壹烈士精神全國勞動者大會」。全泰壹基金會設有「全泰壹勞動獎」，獎盃的形狀是一隻手緊緊抓著一個東西——那是「鞭子」。象徵勞工抓住了主人用來奴役他們的鞭子，代表著反抗與鬥爭。
劇場導演張笑翼是韓國民眾戲劇運動的重要創作者，他從2000年開始便在韓國各地以草根、不拿政府補助的方式，巡演全泰壹戲劇，至今演出超過100場。他說：「劇中打破單一主角的限制，安排了12位演員同時飾演全泰壹，其中包括女性、老人、小孩，甚至身體障礙者，象徵『人人都是全泰壹』，全泰壹的精神存在於每個人之中。」「這是一個關於恢復人類尊嚴、拒絕成為機器的自覺過程，特別是在當前戰爭與野蠻狀況頻傳的時代，這種人性解放的精神更顯重要。」
張導演此次隨團來臺，除了參與新書發表會，更積極尋求在臺灣演出的機會，也希望臺灣任何對此有興趣的社群或個人，都可以參與進劇中。他希望臺灣讀者在閱讀《我們不是機器》後，未來也有機會在劇場裡親身感受全泰壹的故事。
《我們不是機器》新書座談下半場，由臺灣聲援Hydis連線/臺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陳秀蓮回顧臺韓工運團體實際合作的Hydis抗爭。臺灣元太科技（永豐餘集團）收購韓國Hydis公司，雖然元太最初承諾會好好經營，卻在2015年宣布關廠，引發韓國工人的跨海來臺。
Hydis勞工來臺進行多種形式的抗議，例如六步一跪、靜坐、絕食、落髮等等，有一次甚至在永豐餘銀行跳了兩個小時的抗爭舞蹈，這些抗爭文化令人印象深刻。後來，Hydis支會長裴宰炯被發現於江原道雪嶽山做出極端選擇身亡，突顯了工人受壓迫下的殘酷處境。
陳秀蓮說，回顧這段歷史對她而言非常困難且痛苦，因為Hydis的抗爭是她在運動生涯中第一次經歷到夥伴在抗爭過程中失去生命。她當天的講題為「打造的團結跟連帶」，強調這種連帶感是透過實際的抗爭、「一起被打」的過程中所磨練出來的。
對於我們的勞動現狀，陳秀蓮描述為「溫水煮青蛙」，雖然勞工現在不至於沒飯吃，但勞動保障往往停滯不前，甚至需要不斷要求雇主遵守最基本的法律。全泰壹與裴宰炯的犧牲，提醒了所有保障都是用血換來的。她引用裴宰炯的遺言「千思不如一行」，強調如果不團結抗爭，就永遠不可能達成勞動解放。
陳秀蓮也回應在場讀者關於「學生潛伏進工廠」的提問，她說：「重點不在於是否要『潛伏』或期待有人犧牲，而在於運動的持續性。臺灣目前缺乏的不是比較友善的官員，而是能在運動中持續討論及行動、迫使官員做事的推動者。」
第二位講者高若想，目前擔任臺灣醫療工會聯合會祕書長以及臺灣護理產業工會祕書。她以一個青年工運工作者的角度，分享為什麼參與工運，以及跨國的工運觀察。高若想起初參與反迫遷運動，當時作為學生，聲援被政府驅趕的貧窮居民，也曾聲援過Hydis抗爭，甚至發生聲援途中被警察拖走導致裙子裂開，下午還要去上課的窘境。
她說：「讀研究所時在學校擔任助理，卻發現校方主張我們是學習而非勞動，因此不適用《勞基法》。那一刻，我的身分從幫別人抗爭的聲援者，變成了抗爭的當事人。我拒絕簽非勞動的契約，導致好幾個月領不到薪水。這段經歷讓我決定畢業後要進工會工作。」
進工會前，高若想以為「勞工大團結」無所不能，進去後才發現「超難！」後來陸續參加跨國的工運交流，去韓國時發現他們的制度化程度極高，整年度從意見收集、協商到秋天罷工的規劃非常完整，相較之下臺灣工會簡直是不能比。「許多工會幹部在交流後會感嘆：『臺灣人就是隨便、就是爛，韓國人是戰鬥民族。』但我不想接受這種本質化的『民族性』結論，因為這意謂著我們沒救了。
我認為差異在於歷史累積。韓國工會是建立在1970年全泰壹犧牲及1987年大鬥爭的基礎上；而臺灣經歷了38年戒嚴與白色恐怖，一整代進步的工會幹部與知識分子被清光，我們是從1980年代才開始重新累積。我們建立在前輩的努力之上，雖然累積時間還不夠，但我們還在路上。如果我們希望一百年後跟韓國一樣厲害，那我們現在該做什麼？」
「讀全泰壹的日記，最令我佩服的是他『持續想辦法』的精神。他弄傻瓜會、去當建築工、試圖設立『模範企業』、寫小說，雖然很多都失敗了，但他始終在思考剝削的來源並付諸行動。全泰壹與韓國工會有自己的思想與行動方法，我也在問自己：臺灣工會、我個人，有沒有找到自己的戰鬥方法？還是每天只是在『解任務』？ 我希望自己能繼續努力，從感受出發去思考下一個行動。」
第三位講者是臺大社會系劉華真老師，提供給讀者重要的比較性視角，以及全泰壹精神在2026年的啟示。
她說：「臺韓勞動抗爭的共同點，都始於勞力密集、非策略性的出口產業（如紡織業），然後隨著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逐漸往重工業、服務業擴散。而臺灣和韓國這段時間勞動抗爭的最明顯的差異，就在於抗爭的規模和抗爭強度非常不同。」
官方統計資料顯示，1966年到2000年這35年裡（除1987和1988年外），臺灣每年勞動爭議總數都比韓國多，但每年參與勞動爭議的工人總人數，韓國是臺灣的五倍，每件勞動爭議的平均人數，臺灣是12個人，韓國是310人，韓國是臺灣的25倍。兩者差異來自兩國的政府與資方的勞動控制手段不同。韓國的勞動控制是軍事獨裁政權的直接暴力；臺灣的勞動控制，則反映一個列寧式政黨如何預先吸納社會中反對的聲浪，透過將工會掌握在黨手中，防止大規模工人抗爭的出現。
資方從1990年代開始致力於「勞動彈性化」，目的在創造不在國家勞動法令保護、並減少成本的「新工人」，臺灣的「新工人」是外籍移工，韓國的「新工人」是非典雇傭。透過資方的經營改革和重新劃定的勞動類別，資方擺脫了1970年代單一的以延長工時來增加利潤的手段，創造出各種各樣新類型的剝削。跟70年代血淋淋的長工時比起來，新剝削手段下跨產業、跨類別的勞動團結更加困難，更難激發社會的同情心，反映在1986年以來臺韓的勞工組織率，與40年前相比幾乎腰斬。
最後老師談到全泰壹對於我們當下的啟示：「從整體大環境來說，因為地緣政治格局的改變，我們現在好像又籠罩在1960年代那種『極端反共』的社會氛圍。也就是說，趙英來律師在書中所寫的『工人運動即左派運動』的歷史烙印，是否會在這幾年重現，值得進一步關注。另一方面，臺韓走過艱辛的民主化歷程，工運走過被打被砸被關的艱困年代，但工會與工運始終無法在政治場域取得實質的影響力，最多只能找到不可靠的政治代理人。兩國的勞工政黨如何不再因為國家認同或意識形態等因素被裂解，是未來重要的課題。」
最後一位發言者是作家、前記者房慧真，她透過文學的眼睛，帶我們認識《我們不是機器》。她提到，韓國作家黃皙暎有一篇作品〈森浦之路〉，描寫不能只有抗爭，要實際到田野裡與農民、民眾站在一起的知識分子，這種視角往往帶著一種懺悔，或是從外部觀察工人群體。黃皙暎屬於「419世代」（1960 年推翻李承晚政權）。在知識分子眼中，419革命是啟動改革的歷史記憶，但全泰壹的家庭則是在419的動盪中面臨破產。
她說：「我非常喜歡《我們不是機器》中全泰壹的日記，其中有極高的文學質地。全泰壹早年流浪街頭當擦鞋童的經歷，讓我想起義大利新寫實主義導演狄西嘉（Vittorio De Sica）的兩部電影：《擦鞋童》與《單車失竊記》。這兩部片拍攝於二戰後百廢待興的義大利，剛好也是全泰壹出生的時代，我從中看到了一種「共時性」的極度貧困。在《單車失竊記》中，一位父親謀生的腳踏車被偷走。他帶著孩子在城市中尋找，最後被迫也去偷別人的腳踏車而被群眾毆打。影片結尾停留在孩子看著父親臉上充滿羞愧與恥辱的表情。」
《我們不是機器》中全泰壹寫下許多真實到令人心碎的細節：他在車站撿到錢沒還給婦人、偷家人的手錶去換錢，甚至將小妹遺棄街頭。這種文學質地並非聲嘶力竭的吶喊，而是像白描一樣，呈現纖細心靈在底層掙扎、弱弱相殘，最後到能夠同理別人的過程。
房慧真說：「全泰壹雖然沒讀過社會系，但他對「異化」有極其深刻的體會。他在日記（書中第139頁）寫道：『真實的我彷彿成了工作的旁觀者。驅動這副軀殼勞動的並非他人指令，而是長年積累的肉體慣性與這片喧囂氛圍。精準至幾分幾寸的測量，鋪平布料成為裁片，完成後再握緊剪裁機沿畫線切下。這究竟是誰在剪裁？』他描述自己陷入機械性的工作，靈魂彷彿站在遠端看著正在工作的身體。書中有非常多這類片段，完全可以當作精彩的文學作品來閱讀。」
最後她提到，臺灣與韓國的「共時性」就在1987年，韓國在那一年有三千多起罷工，而臺灣則是解嚴、邁向民主化。然而，由精英知識分子主導的民主運動進入殿堂後，曾經並行的勞工運動是否就此衰落？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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